显学第五十

  世之显学,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,孔丘也。墨之所至,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,有子张之儒,有子思之儒,有颜氏之儒,有孟氏之儒,有漆雕氏之儒,有仲良氏之儒,有孙氏之儒,有乐正乐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,有相里氏之墨,有相夫氏之墨,有邓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,儒分为八,墨离为三,取舍相反不同,而皆自谓真孔、墨,孔、墨不可复生,将谁使定世之学乎?孔子、墨子俱道尧、舜,而取舍不同,皆自谓真尧、舜,尧、舜不复生,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?殷、周七百余岁,虞、夏二千余岁,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;今乃欲审尧、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,意者其不可必乎!无参验而必之者,愚也;弗能必而据之者,诬也。故明据先王,必定尧、舜者,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,杂反之行,明主弗受也。

  墨者之葬也,冬日冬服,夏日夏服,桐棺三寸,服丧三月,世以为俭而礼之。儒者破家而葬,服丧三年,大毁扶杖,世主以为孝而礼之。夫是墨子之俭,将非孔子之侈也;是孔子之孝,将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、戾、侈、俭俱在儒、墨,而上兼礼之。漆雕之议,不色挠,不目逃,行曲则违于臧获,行直则怒于诸侯,世主以为廉而礼之。宋荣子之议,设不斗争,取不随仇,不羞囹圄,见侮不辱,世主以为宽而礼之。夫是漆雕之廉,将非宋荣之恕也;是宋荣之宽,将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宽、廉、恕、暴俱在二子,人主兼而礼之。自愚诬之学、杂反之辞争,而人主俱听之,故海内之士,言无定术,行无常议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,寒暑不兼时而至,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。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,安得无乱乎?听行如此,其于治人又必然矣。

 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,多曰:“与贫穷地以实无资。”今夫与人相善也,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,非力则俭也。与人相善也,无饥馑、疾疚、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,非侈则堕也。侈而堕者贫,而力而俭者富。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,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,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,不可得也。

  今有人于此,义不入危城,不处军旅,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,世主必从而礼之,贵其智而高其行,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,设爵禄,所以易民死命也。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,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,不可得也。藏书策,习谈论,聚徒役,服文学而议说,世主必从而礼之,曰:“敬贤士,先王之道也。”夫吏之所税,耕者也;而上之所养,学士也。耕者则重税,学士则多赏,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,不可得也。立节参明,执操不侵,怨言过于耳,必随之以剑,世主必从而礼之,以为自好之士。夫斩首之劳不赏,而家斗之勇尊显,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,不可得也。国平则养儒侠,难至则用介士。所养者非所用,所用者非所养,此所以乱也。且夫人主于听学也,若是其言,宜布之官而用其身;若非其言,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为是也,而弗布于官;以为非也,而不息其端。是而不用,非而不息,乱亡之道也。

  澹台子羽,君子之容也,仲尼几而取之,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。宰予之辞,雅而文也,仲尼几而取之,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。故孔子曰:“以容取人乎,失之子羽;以言取人乎,失之宰予。”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。今之新辩滥乎宰予,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,为悦其言,因任其身,则焉得无失乎?是以魏任孟卯之辩,而有华下之患;赵任马服之辩,而有长平之祸。此二者,任辩之失也。夫视锻锡而察青黄,区冶不能以必剑;水击鹄雁,陆断驹马,则臧获不疑钝利。发齿吻形容,伯乐不能以必马;授车就驾,而观其末涂,则臧获不疑驽良。观容服,听辞言,仲尼不能以必士;试之官职,课其功伐,则庸人不疑于愚智。故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赏,则爵禄厚而愈劝;迁官袭级,则官职大而愈治。夫爵禄大而官职治,王之道也。

  磐石千里,不可谓富;象人百万,不可谓强。石非不大,数非不众也,而不可谓富强者,磐不生粟,象人不可使距敌也。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,是地不垦,与磐石一贯也。儒侠毋军劳,显而荣者,则民不使,与象人同事也。夫祸知磐石象人,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、不使之民,不知事类者也。

 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,吾弗入贡而臣;关内之侯虽非吾行,吾必使执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则人朝,力寡则朝于人,故明君务力。夫严家无悍虏,而慈母有败子。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,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。

  夫圣人之治国,不恃人之为吾善也,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吾善也,境内不什数;用人不得为非,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,故不务德而务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,百世无矢;恃自圜之木,千世无轮矣。自直之箭,自圜之木,百世无有一,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?隐栝之道用也。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术,良工弗贵也。何则?乘者非一人,射者非一发也。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,明主弗贵也。何则?国法不可失,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术之君,不随适然之善,而行必然之道。

  今或谓人曰:“使子必智而寿”,则世必以为狂。夫智,性也;寿,命也。性命者,非所学于人也,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,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。谓之不能然,则是谕也,夫谕性也。以仁义教人,是以智与寿说也,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善毛啬、西施之美,无益吾面;用脂泽粉黛,则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义,无益于治;明吾法度,必吾赏罚者,亦国之脂泽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,故不道仁义。

  今巫祝之祝人曰:“使若千秋万岁。”千秋万岁之声括耳,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,此人所以简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说人主,不善今之所以为治,而语已治之功;不审官法之事,不察奸邪之情,而皆道上古之传誉、先王之成功。儒者饰辞曰:“听吾言,则可以霸王。”此说者之巫祝,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举实事,去无用,不道仁义者故,不听学者之言。

  今不知治者必曰:“得民之心。”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,则是伊尹、管仲无所用也,将听民而已矣。民智之不可用,犹婴儿之心也。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,不  痤则寖益。剔首、  痤,必一人抱之,慈母治之,然犹啼呼不止,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。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,而以上为酷;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,而以上为严;征赋钱粟以实仓库,且以救饥馑、备军旅也,而以上为贪;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,并力疾斗,所以禽虏也,而以上为暴。此四者,所以治安也,而民不知悦也。夫求圣通之。 


译文:
    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,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。自从孔子死后,有子张儒学,有子思儒学,有颜氏儒学,有孟氏儒学,有漆雕氏儒学,有仲良氏儒学,有孙氏儒学,有乐正氏儒学。自从墨子死后,有相里氏墨学,有相夫氏墨学,有邓陵氏墨学。所以孔子、墨子死后,儒家分为八派,墨家分为三派,他们对孔、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,各有不同,却都称是得了孔、墨的真传,孔、墨两人不能复活,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?孔子、墨子全都称道尧、舜,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,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。尧和舜不能复活,该叫谁来判定儒、墨两家的真假呢?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,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,就已经不能判断儒、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;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,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!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,那就是愚蠢;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,那就是欺骗。所以,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,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,不是愚蠢,就是欺骗。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,杂乱矛盾的行为,明君是不能接受的。

    墨家的葬礼主张,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,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;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,守丧三个月就行了,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,很尊崇他们。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,守丧需经三年,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、扶杖而行的程度,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,很尊崇他们。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,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;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,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。现在是尽孝和暴戾、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、墨两家的学说之中,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。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,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;自己错了,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;自己做得对,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。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。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,绝对不要报仇,坐进监狱不感羞愧,被人欺侮不觉耻辱。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。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,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;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,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。现在是宽容与耿直、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,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。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、杂乱相反的论争,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;结果世上的人,说话没有一定标准,办事没有固定主张。要知道,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,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,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。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、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,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?听话、行事这个样子,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。

   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。总是说:“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,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。”现在情况是,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,没有碰上丰年,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,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;这不是由于勤劳,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。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,不存在荒年、大病、横祸、犯罪等问题,却独有他陷入贫穷;这不是由于奢侈,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。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,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。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,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;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,省吃俭用,就根本办不到了。

    假定这里有个人,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,不参军打仗,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;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,看重他的见识,赞扬他的行为,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。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,设置官爵和俸禄,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;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,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,就根本不可能了。收藏书册,讲究辩说,聚徒讲学,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;对于这些人,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。说什么“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”。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,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。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,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,这样,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讲求气节,标榜高明,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,听到怨恨自己的话,马上拔剑而起;对于这样的人。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,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。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,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,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,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。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,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,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。再说,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,如果认为是对的,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,并任用倡导的人。如果认为是错误的,就应该驱逐他们,并制止他们的言论。现在是。认为正确的,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;认为错误的,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。对的不采纳,错的不禁止,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。

   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,孔子信以为真君子,就收他为徒;同他相处时间长了,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。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,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。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,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。因此孔子说:“按照容貌取人吧,在于羽身上行不通;按照言谈取人吧,在宰予身上行不通。”看来,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,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。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,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;因为喜欢他的言论,就去任用他这个人,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?因此,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,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;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,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。这两件事,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。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,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;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,在陆上劈杀驹马,那么,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。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,以及观察外形,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;可是让马套上车,看马究竟能跑多远。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。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、服饰。只听他说话议论,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;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,用办事成效一考察,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。所以,明着手下的官吏。宰相‘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,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。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,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;不断地升官晋级,那么。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。高官厚禄,公务大治,是称王天下的正道。

    拥有巨石千里,不能算富有;拥有俑人百万,不能算强大。石头不是不大,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,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: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,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。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,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。和巨石毫无二致。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,却得以显贵和出名,那就是使不动的人,和俑人的作用一样。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。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、不能使用,同样是个祸害,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。

    因此,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,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;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,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。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。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,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。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。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。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,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。

    圣人治理国家,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,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。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,国内找不出十几、几十个;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,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。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,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,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,而应该实行法治。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。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;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,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。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,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,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、还都能射箭打猎呢?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。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,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,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。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,但明君是不看重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国法不可丧失,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。所以有办法的君主,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,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。

    如果对别人说:“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。”那么。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。因为一个人的智力,是先天造成的;一个人的寿限,是命里注定的。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,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。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。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,这便是奉承,而奉承是一种本性。用仁义教人,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,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。光是称赞毛啬、西施的美丽,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;用脂泽粉黛化妆—番,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。空谈先王的仁义,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;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,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,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。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,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,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。

    现在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:“愿你长生千秋,万寿无疆!”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,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;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。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,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;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,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,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。儒家侈谈什么:“要是听从我的主张,就可以称王称霸。”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,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,明君办实事,去无用,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,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。

    现在,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:“要得民心。”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,那么伊尹、管仲就没有用处了,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。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,是不能信从的。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,不剖疮就逐渐加重;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,必须由一个人抱着,由慈母给他处理;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,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。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,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,却被认为太残酷;制定刑法,加重惩罚,为的是禁止奸邪,却被认为太严厉;征收钱粮的赋税,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、供养军队,却被认为太贪婪;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,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,为的是征服敌人,却被认为太凶狠。上述四项措施,本是为了治国安民,可是民众却不欢迎。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,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。当初大禹疏通江河。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;子产提倡开荒种桑,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,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,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,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。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,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,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,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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