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三第三十八

  【一】

 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:“吾闻庞氏之子不孝,其行奚如?”子思对曰:“君子尊贤以崇德,举善以观民。若夫过行,是细人之所识也,臣不知也。”子思出。子服厉伯入见,问庞氏子,子服厉伯对曰:“其过三。”皆君之所未尝闻。自是这后,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。
  或曰:鲁之公室,三世劫于季氏,不亦宜乎?明君求善而赏之,求奸而诛之,其得之一也。故以善闻之者,以说善同于上者也;以奸闻之者,以恶奸同于上者也:此宜赏誉之所及也。不以奸闻,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,此宜毁罚之所及也。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,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。人情皆喜贵而恶贱,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,此鲁君之所以劫也。且此亡王之俗,取、鲁之民所以自美,而穆公独贵之,不亦倒乎?

  【二】

  文公出亡,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,披斩其祛,文公奔翟。惠公即位,又使攻之惠窦,不得也。及文公反国,披求见。公曰:“蒲城之役,君令一宿,而汝即至;惠窦之难,君令三宿,而汝一宿,何其速也?”披对曰:“君令不二。除君之恶,恐不堪。蒲人、翟人,余何有焉?今公即位,其无蒲、翟乎?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。”君乃见之。
  或曰:齐、晋绝祀,不亦宜乎?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,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,桓公、文公能容二子者也。后世之君,明不及二公;后世之臣,贤不如二子。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,君不知,则有燕操、子罕、田常之贼;知之,则以管仲、寺人自解。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、文之德,是臣仇而明不能烛,多假之资,自以为贤而不戒,则虽无后嗣,不亦可乎?且寺人之言也,直饰君令而不贰者,则是贞于君也。死君后生,臣不愧,而复为贞。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,寺人之不贰何如?

  【三】

 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:“一难,二难,三难,何也?”桓公不能对,以告管仲。管仲对曰:“一难也,近优而远士。二难也,去其国而数之海。三难也,君老而晚置太子。”桓公曰:“善。”不择日而庙礼太子。
  或曰:管仲之射隐,不得也。士之用不在近远,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,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,非其难者也。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,而悖不去国,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。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,少能胜之。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,必行之令,虽远于海,内必无变。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,非其难者也。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,又欲置公子职,商臣作难,遂弑成王。公子宰,周太子也,公子根有宠,遂以东州反,分而为两国。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。夫分势不二,庶孽卑,宠无藉,虽处大臣,晚置太子可也。然则晚置太子,庶孽不乱,又非其难也。物之所谓难者,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,可谓一难也,贵妾不使二后,二难也。爱孽不使危正适,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,此则可谓三难也。

  【四】

 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,仲尼曰:“政在悦近而来远。”哀公问政于仲尼,仲尼曰:“政在选贤。”齐景公问政于仲尼,仲尼曰:“政在节财。”三公出,子贡问曰:“三公问夫子政一也。夫子对之不同,何也?”仲尼曰:“叶都大而国小,民有背心,故曰‘政在悦近而来远'。鲁哀公有大臣三人,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,内比周而以愚其君,使宗庙不扫除,社稷不血食者,必是三臣也,故曰‘政在选贤'。齐景公筑雍门,为路寝,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,故曰‘政在节财'。”
  或曰:仲尼之对,亡国之言也。恐民有倍心,而诚说之“悦近而来远”,则是教民怀惠。惠之为政,无功者受赏,而有罪者免,此法之所以败也。法败而政乱,以乱政治败民,未见其可也。且民有倍心者,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。不绍叶公之明,而使之悦近而来远,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,非能持势者也。夫尧之贤,六王之冠也。舜一从而咸包,而尧无天下矣。有人无术以禁下,恃为舜而不失其民,不亦无术乎?明君见小奸于微,故民无大谋;行小诛于细,故民无大乱。此谓“图难于其所易也,为大者于其所细也。”今有功者必赏,赏者不得君,力之所致也;有罪者必诛,诛者不怨上,罪之所生也。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,故疾功利于业,而不受赐于君。“太上,下智有之。”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,安取怀惠之民?上君之民无利害,说以“悦近来远”,亦可舍已。
 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,而说之以“选贤”,此非功伐之论也,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。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,则三子不一日立矣。哀公不知选贤,选其心之所谓贤,故三子得任事。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,故身死为僇;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,故灭于越。鲁君不必知贤,而说以选贤,是使哀公有夫差、燕哙之患也。明君不自举臣,臣相进也;不自贤,功自徇也。论之于任,试之于事,课之于功,故群臣公政而无私,不隐贤,不进不肖。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?
 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,而说以“节财”,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,而独俭于上,未免于贫也。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,则虽桀、纣不侈焉。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,是侈于桀、纣也;然而能为五霸冠者,知侈俭之地也。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,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,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。明君使人无私,以诈而食者禁;力尽于事、归利于上者必闻,闻者必赏;污秽为私者必知,知者必诛。然,故忠臣尽忠于公,民士竭力于家,百官精克于上,侈倍景公,非国之患也。然则说之以节财,非其急者也。
 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,知下之谓也。知下明,则禁于微;禁于微,则奸无积;奸无积,则无比周;无比周,则公私分;分私分,则朋党散;朋党散,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。知下明,则见精沐;见精沐,则诛赏明,诛赏明,则国不贫。故曰:一对而三公无患,知下之谓也。

  【五】

  郑子产晨出,过东匠之闾,闻妇人之哭,抚其御之手而听之。有间,遣吏执而问之,则手绞其夫者也。异日,其御问曰:“夫子何以知之?”子产曰:“其声惧。凡人于其亲爱也,始病而忧,临死而惧,已死而哀。今哭已死,不哀而惧,是以知其有奸也。”
  或曰:子产之治,不亦多事乎?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,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。不任典成之吏,不察参伍之政,不明度量,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,不亦无术乎?且夫物众而智寡,寡不胜众,智不足以遍知物,故则因物以治物。下众而上寡,寡不胜众者,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,故因人以知人。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,智虑不用而奸得。故宋人语曰:“一雀过羿,必得之,则羿诬矣。以天下为之罗,则雀不失矣。”夫知奸亦有大罗,不失其一而已矣。不修其理,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,则子产诬矣。老子曰:“以智治国,国之贼也。”其子产之谓矣。

  【六】

 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:“今时韩、魏孰与始强?”右左对曰:“弱于始也。”。“今之如耳、魏齐孰与曩之孟常、芒卯?”对曰:“不及也。”王曰:“孟常、芒卯率强韩、魏,犹无奈寡人何也。”左右对曰:“甚然。”中期推琴而对曰:“王之料天下过矣。夫六晋之时,知氏最强,灭范、中行而从韩、魏之兵以伐赵,灌以晋水,城之未沈者三板。知伯出,魏宣子御,韩康子为骖乘。知伯曰:‘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,吾乃今知之。汾水可以灌安邑,绛水可以灌平阳。'魏宣子肘韩康子,康子践宣子之足,肘足乎车上,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。今足下虽强,未若知氏;韩、魏虽弱,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。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,愿王勿易之也。”
  或曰:昭王之问也有失,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。凡明主之治国也,任其势。势不可害,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,而况孟常、芒卯、韩、魏能奈我何?其势可害也,则不肖如耳、魏齐及韩、魏犹能害之。然则害与不侵,在自恃而已矣,奚问乎?自恃其不可侵,强与弱奚其择焉?失在不自恃,而问其奈何也,其不侵也幸矣。申子曰:“失之数而求之信,则疑矣。”其昭王之谓也。知伯无度,从韩康、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,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,头为饮杯之故也。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,其畏有水人之患乎?虽有左右,非韩、魏之二子也,安有肘足之事?而中期曰“勿易”,此虚言也。且中期之所官,琴瑟也。弦不调,弄不明,中期之任也,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。中期善承其任,未慊昭王也,而为所不知,岂不妄哉?左右对之曰:“弱于始”与“不及”则可矣,其曰“甚然”则谀也。申子曰:“治不逾官,虽知不言。”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。故曰:昭王之问有失,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。

  【七】

  管子曰:“见其可,说之有证;见其不可,恶之有形。赏罚信于所见,虽所不见,其敢为之乎?见其可,说之无证;见其不可,恶之无形。赏罚不信于所见,而求所不见之外,不可得也。”
  或曰:广廷严居,众人之所肃也;宴室独处,曾、史之所僈也。观人之所肃,非行情也。且君上者,臣下之所为饰也。好恶在所见,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,必也。明不能烛远奸,见隐微,而待之以观饰行,定赏罚,不亦弊乎?

  【八】

  管子曰:“言于室,满于室;言于堂,满于堂:是谓天下王。”
  或曰: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、言堂满堂者,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,必谓大物也。人主之大物,非法则术也。法者,编著之图籍,设之于官府,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术者,藏之于胸中,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。故法莫如显,而术不欲见。是以明主言法,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,不独满于堂;用术,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,不得满室。而管子犹曰“言于室,满室,言于堂满堂”,非法术之言也。


译文:

  【一】

   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:“我听说庞{米间}氏的孩子不孝顺,他的行为怎么样?”于思回答说:“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,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。至于错误行为,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,我不知道。”子思出去了。子服厉伯进见,穆公问他庞{米间}氏孩子的劣行,子服厉伯回答说:“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。”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。从此以后,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。
    有人说:鲁国的君权,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,不是应该的吗?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,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,两者目的是一致的。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,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;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,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: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。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,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,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。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,穆公却尊重他;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,穆公却鄙视他。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,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,却没人向上报告,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。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,是陬、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,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,不是弄反了吗?

  【二】

    晋文公为公子时,出逃到蒲城,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。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,文公出逃到狄。晋惠公即位,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,没有抓到。等到文公返回晋国,披求见文公。文公说:“蒲城的事,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,而你当天就赶到了;惠窦的事,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,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,干吗那样快啊!”披回答说:“君命说一不二。除掉君主仇敌,唯恐不能完成,我管你什么蒲人、狄人呢?现在您即位了,难道就没有追到蒲、狄那样的仇人吗?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,而任他为相。”文公于是接见了披。
    有人说:齐、晋灭亡,不是理所当然的吗?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,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;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,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:桓公、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。后代的君主,明智比不上桓公、文公;后代的臣子,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。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,君主不察觉,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、子罕杀掉宋桓侯、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;君主察觉了,奸臣就会用管仲、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。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德行,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,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,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。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,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?再说照宦官披的话;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,就是忠于君主。君主死而复生,臣子无愧于心,这才叫做忠贞。现在惠公早上死去,披傍晚就侍奉文公,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!

  【三】

   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,他说:“一难,二难,三难,是指什么?”桓公不能回答,把它告诉管仲。管仲回答说:“一难,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;二难,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;三难,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。
    有人说:管仲猜隐语,并没有猜中。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,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,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,并不构成困难。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,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,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。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,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。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,发现隐蔽的祸患,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,即使远游海边,内部一定没有变乱。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,并不构成困难。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,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,商臣作乱,就杀了成王。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,其弟公子根受宠,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,周分成东、西两个小国。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。权力分配不并重,把庶子的地位压低,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,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,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。既然如此,那么迟立太子,庶子不作乱,也不构成困难。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,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,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,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。宠爱纪妄,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,这是第二件困难事。喜爱庶子,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,专听一个大臣的话,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,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。

  【四】

  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,孔子说:“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,远者归顺。”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,孔子说:“政事在于选用贤才。”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,孔于说:“政事在于节约财力”。这三个人走了,子贡问道;“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,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,为什么?”孔子说:“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,民众有背叛之意,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,远者则帧。鲁哀公有三个大臣,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。使宗庙得不到洒扫,社稷得不到血祭的,一定是这三个大臣。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。齐景公修筑雍门,建造路寝高台,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,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,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。”
    有人说:孔子的回答,是亡国的论调。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,孔子却劝说叶公“使近者高兴,远者归顺”,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。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,无功可以得赏,有罪可以免罚,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。法制败坏,政治就会混乱,用乱政治理乱民,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。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,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。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,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,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,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,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。尧的贤明,列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六王之首,然而舜搬徒一次,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,结果尧失去了天下。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,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,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?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,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;从小事上实行轻罚,所以民众没有大乱。这就是《老子》说的“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,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”。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,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,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;犯罪的人一定受罚,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,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。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,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,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。“最高明的君主,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”。《老子》这话是说,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!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?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,劝君主取悦近者、招徕远者,也可以作罢了!
   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,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,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,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。假使哀公知道孟孙、季孙、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,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,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,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。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,结果自己被杀,遭人羞辱。吴王夫差认为太宰{喜否}聪明而伍子胥愚蠢,结果被越国所灭。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,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,这是让哀公有夫差、燕王哙一样的祸患。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,臣子自会争相进用;不自以为谁是贤人,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。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,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,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,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,不隐瞒贤人,不推荐不贤的人。既然这样,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?
   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,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,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,而独自在上面节俭,结果仍不免于贫穷。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,那么即使是桀、纣也没他那样奢侈。齐国方圆三千里,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,这样就比桀、纣还要奢侈了。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,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,什么是节俭。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,叫做灾难;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,叫做混乱;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,叫做贫困。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,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;尽力办事,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,君主一定了解,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;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,君主一定知道,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。这样的话,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,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,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,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,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,并非当务之急。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,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,那就是要了解下情。下情了解得清楚,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;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,奸邪就无从积累;奸邪无从积累,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;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,公私就会分明;公私分明,朋党就会离散;朋党离散,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,下情了解得清楚,就心明眼亮;心明眼亮,赏罚就公正;赏罚公正,国家就不贫困。所以说,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,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。

  【五】

 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,经过东匠闾时,听见有妇女在哭泣。子产按住车夫的手,示意停车,仔细听听。过了一会儿,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,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。另外一天,车夫问他说:“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?”子产说:“她的哭声显得恐惧。一般说来,大家对于亲爱的人,刚病时忧愁,临死时恐惧,既死后悲哀。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,不是悲哀而是恐惧,所以知道她有奸情。”
  有人说:子产治国,不也是太多事了吗?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,然后才了解,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。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,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,不彰明法度,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,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?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,寡不胜众,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,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。臣下多而君主少。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,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。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,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。所以宋人有句话说:“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,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,那就是羿在胡干。把天下作为罗网,麻雀就都逃不脱了。”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,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。不整顿法制,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,那是子产在胡干。老子说:“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,是国家的祸患。”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。

  【六】

   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:“现在的韩、魏和建国初期比较,哪个时候强大?”近侍回答说:“比初期衰弱。”“现在的如耳、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、芒卯相比,哪个更能干?”近侍回答说:“不如过去。”昭王说:“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、魏联军,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。”近侍回答说:“确实是这样。”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:“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。晋国六卿执政时期,智伯最强大,智伯灭掉范氏、中行氏,率领韩、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,用晋水灌城,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。智伯出门,魏宣子驾车,韩康子作掺乘。智伯说:‘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,我现在才知道了。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,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。’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,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,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,终于联合反叛,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。现在您虽然强大,却不如智伯;韩、魏虽然弱小,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。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,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。”
    有人说:昭王的提问有失,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。大凡明君治理国家,依靠他的权势。权势不可侵害,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,何况是孟尝君、芒卯以及韩、魏,能把我怎么样呢?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,那么像如耳、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、魏也能加以侵害。既然这样,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。在于依靠自己罢了,何用问别人呢?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,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?错在不依靠自己,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,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。申不害说:“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,就糊涂了。”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。智伯没有节度,率领韩康子、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,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、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。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、魏与当初的韩、魏哪个强大,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?虽有左右近侍在旁,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、魏宣子,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?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,这是空话一句。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。弦不调和,曲不清楚,属于中期的责任,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。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,还不能使昭王满足,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,岂不是荒谬吗?左右近侍回答说:“比初期衰弱”和“不如过去”还可以,说“确实如此”就是奉承了。申不害说:“办事不要越权,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。”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。所以说,昭王的提问有失,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。

  【七】

    管仲说:“君主看到合法的事,喜欢它要有所证明,给予奖赏;看到非法的事,厌恶它要有所显露,给予惩罚。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,赏罚能够兑现,那么,即使有察见不到的,谁还敢胡作非为呢?看到合法的事,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;看到非法的事,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。对于亲眼目睹的事,赏罚都不守信用,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,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    有人说: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,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;私室独居,即便曾参、史麃也会轻慢随便。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,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。再说作为君主,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。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,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,就是必然的了。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,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,决定赏罚,不也是弊病吗?

  【八】

    管仲说:“屋里讲话,声音满屋;堂上讲话,声音满堂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。”

    有人说:管仲所说的“屋里说话声满屋,堂上讲话声满堂”,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,必定说的是大事。君主的大事,不是法,就是术。法是编写成文,设置在官府里,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。术是藏在君主胸中,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。所以法越公开越好,术却不该表露出来。因此,明君谈法时,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,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;用术时,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,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。而管仲却还说“在屋里讲话声满屋,在堂上讲话声满堂”,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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