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二第三十七

  【一】

  景公过晏子,曰:“子宫小,近市,请徙子家豫章之圃。”晏子再拜而辞曰:“且婴家贫,待市食,而朝暮趋之,不可以远。”景公笑曰:“子家习市,识贵贱乎?”是时景公繁于刑。晏子对曰:“踊贵而屦贱。”景公曰:“何故?”对曰:“刑多也。”景公造然变色曰:“寡人其暴乎!”于是损刑五。
  或曰:晏子之贵踊,非其诚也,欲便辞以止多刑也。此不察治之患也。夫刑当无多,不当无少。无以不当闻,而以太多说,无术之患。败军之诛以千百数,犹且不止;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,而奸尚不尽。今晏子不察其当否,而以太多为说,不亦妄乎?夫惜草茅者耗禾穗,惠盗贼者伤良民。今缓刑罚,行宽惠,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,此非所以为治也。

  【二】

  齐桓公饮酒醉,遗其冠,耻之,三日不朝。管仲曰:“此非有国之耻也,公胡其不雪之以政?”公曰:“胡其善!”因发仓囷赐贫穷,论囹圄出薄罪。外三日而民歌之曰:“公胡不复遗冠乎!”
  或曰:管仲雪桓公之耻天小人,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。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,讼囹圄而出薄罪,非义也,不可以雪耻;使之而义也,桓公宿义,须遗冠而后行之,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?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,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。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,是赏无功也;论囹圄而出薄罪者,是不诛过也。夫赏无功,则民偷幸而望于上;不诛过,则民不惩而易为非。此乱之本也,安可以雪耻哉?

  【三】

  昔者文王侵孟、克莒、举酆,三举事而纣恶之。文王乃惧,请入洛西立地、赤壤之国方千里,以请解炮烙之刑。天下皆说。仲尼闻之,曰:“仁哉,文王!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。智哉,文王!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。”
  或曰:仲尼以文王为智也,不亦过乎?夫智者,知祸难之地而辟之者也,是以身不及于患也。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,以其不得人心耶,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。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,己又轻地以收人心,是重见疑也,固其所以桎梏、囚于姜里也。郑长者有言:“体道,无为无见也。”此最宜于文王矣,不使人疑之也。仲尼以文王为智,未及此论也。

  【四】

  晋平公问叔向曰:“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不识臣之力也?”叔向对曰:“管仲善制割,宾胥无善削缝,隰朋善纯缘,衣成,君举而服之。亦臣之力也,君何力之有?”师旷伏琴而笑之。公曰:“太师奚笑也?”师旷对曰:“臣笑叔向之对君也。凡为人臣者,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。君弗食,孰敢强之也?臣请譬之:君者,壤地也;臣者,草木也。必壤地美,然后草木硕大。亦君之力,臣何力之有?”
  或曰:叔向、师旷之对,皆偏辞也。夫一匡天下,九合诸侯,美之大者也,非专君之力也,又非专臣之力也。昔者宫之奇在虞,僖负羁在曹,二臣之智,言中事,发中功,虞、曹俱亡者,何也?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。且蹇叔处干而干亡,处秦而秦霸,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,此有臣与无臣也。向曰“臣之力也,”不然矣。昔者桓公宫中二市,妇闾二百,被发而御妇人。得管仲,为五伯长,失管仲、得竖刁而身死,虫流出尸不葬。以为非臣之力也,且不以管仲为霸;以为君之力也,且不以竖刁为乱。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,咎犯极谏,故使反晋国。故桓公以管仲合,文公以舅犯霸,而师旷曰“君之力也,”又不然矣。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,必君臣俱有力焉。故曰:叔向、师旷之对,皆偏辞也。

  【五】

  齐桓公之时,晋客至,有司请礼。桓公曰:“告仲父”者三。而优笑曰:“易哉,为君!一曰仲父,二曰仲父。”桓公曰:“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,佚于使从。吾得仲父已难矣,得仲父之后,何为不易乎哉?”
  或曰:桓公之所应优,非君人者之言也。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,何索人为劳哉?伊尹自以为宰干汤,百里奚自以为虏干穆公。虏,所辱也;宰,所羞也。蒙羞辱而接君上,贤者之忧世急也。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,索贤不为人主难。且官职,所以任贤也;爵禄,所以赏功也。设官职,陈爵禄,而士自至,君人者奚其劳哉?使人又非所佚也。人主虽使人,必度量准之,以刑名参之;以事遇于法则行,不遇于法则止;功当其言则赏,不当则诛。以刑名收臣,以度量准下,此不可释也,君人者焉佚哉?
  索人不劳,使人不佚,而桓公曰:“劳于索人,佚于使人”者,不然。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。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,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,桓公得管仲又不难,明矣。已得管仲之后,奚遽易哉?管仲非周公旦。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,成王壮,授之以政,非为天下计也,为其职也。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,必不背死君而事其仇;背死君而事其仇者,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;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,必不难夺其君国矣。管仲,公子纠之臣也,谋杀桓公而不能,其君死而臣桓公,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,未可知也。若使管仲大贤也,且为汤武,桀、纣之臣也;桀、纣作乱,汤、武夺之。今桓公以易居其上,是以桀、纣之行居汤、武之上,桓公危矣。若使管仲不肖人也,且为田常。田常,简公之臣也,而弑其君。今桓公以易居其上,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,桓公又危矣。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,然为汤、武与田常,未可知也。为汤、武,有桀、纣之危;为田常,有简公之乱也。已得仲父之后,桓公奚遽易哉?若使桓公之任管仲,必知不欺己也,是知不欺主之臣也。然虽知不欺主之臣,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借竖刁、易牙,虫流出尸而不葬,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,而任臣如彼其专也,故曰:桓公暗主。

  【六】

  李兑治中山,苦陉令上计而入多。李兑曰:“语言辨,听之说,不度于义,谓之窕言。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,谓之窕货。君子不听窕言,不受窕货。之姑免矣。”
  或曰:李子设辞曰:“夫言语辩,听之说,不度于义者,谓之窕言。”辩,在言者;说,在听者:言非听者也。所谓不度于义,非谓听者,必谓所听也。听者,非小人,则君子也。小人无义,必不能度之义也;君子度之义,必不肯说也。夫曰:“言语辩,听之说,不度于义”者,必不诚之言也。入多之为窕货也,未可远行也。李子之奸弗蚤禁,使至于计,则遂过也。无术以知而入多,入多者,穰也,虽倍入,将奈何?举事慎阴阳之和,种树节四时之适,无早晚之失、寒温之灾,则入多。不以小功妨大务,不以私欲害人事,丈夫尽于耕农,妇人力于织纴,则入多。务于畜养之理,察于土地之宜,六畜遂,五谷殖,则入多。明于权计,审于地形、舟车、机械之利,用力少,致功大,则入多。利商市关梁之行,能以所有致所无,客商归之,外货留之,俭于财用,节于衣食,宫室器械周于资用,不事玩好,则入多。入多,皆人为也。若天事,风雨时,寒温适,土地不加大,而有丰年之功,则入多。人事、天功二物者皆入多,非山林泽谷之利也。夫无山林泽谷之利入多,因谓之窕货者,无术之害也。

  【七】

  赵简子围卫之郛郭,犀盾、犀橹,立于矢石之所及,鼓之而士不起。简子投枹曰:“乌乎!吾之士数弊也。”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:“臣闻之:亦有君之不能士耳,士无弊者。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,服国三十八,战十有二胜,是民之用也。献公没,惠公即位,淫衍暴乱,身好玉女,秦人恣侵,去绛十七里,亦是人之用也。惠公没,文公授之,围卫,取邺,城濮之战,五败荆人,取尊名于天下,亦此人之用也。亦有君不能士耳,士无弊也。”简子乃去盾、橹,立矢石之所及,鼓之而士乘之,战大胜。简子曰:“与吾得革车千乘,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。”
  或曰:行人未有以说也,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,文公以此人是霸,未见所以用人也。简子未可以速去盾、橹也。严亲在围,轻犯矢石,孝子之所爱亲也。孝子爱亲,百数之一也。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,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,是行人之诬也。好利恶害,夫人之所有也。赏厚而信,人轻敌矣;刑重而必,失人不比矣。长行徇上,数百不一失;喜利畏罪,人莫不然。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,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,人未知众之道也.


译文:

  【一】

    齐景公走访晏子,说:“您的住宅太小,又靠近集市,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。”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:“我家穷,靠上集市买东西吃,早晚都要赶集,不能离得远。”景公笑着说:“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,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?”这时景公刑罚繁多。晏子回答说:“断脚人穿的踊贵,常人穿的鞋便宜。”景公说:“什么缘故?”晏子回答说:“刑罚太多。”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,说:“我大概太残暴了吧!”于是减去五种刑罚。
    有人说:晏子说踊贵,不是他的真心话,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。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。刑罚恰当不嫌多,刑罚不当不在少。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,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,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。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,还是败逃不止;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,奸邪还是不能除尽。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,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,不是很荒唐吗?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,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。现在减轻刑罚,实行宽惠,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,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。

  【二】

   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,丢了帽子,他觉得丢人,三天不去上朝。管仲说:“这是做国君的耻辱,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?”桓公说:“您的意见多么好啊!”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,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。过了三天,民众就唱道:“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!”
    有人说: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,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。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,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,不合乎义的话,就不能洗刷耻辱;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,桓公不及时去做,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,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?这样说来,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,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。况且开仓赈济穷人,这是赏赐无功的人;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,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。赏赐无功的人,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;不惩罚有罪的人,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。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,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?

  【三】

   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、攻克莒地、夺取酆地,办过三件事后,引起了纣王的厌恶。文王于是很害怕,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、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,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。天下人都很高兴。孔子听到后说;“文王真仁慈啊!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。文王真聪明啊!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。”
  有人说:“孔子认为文王聪明,不也是错的么?聪明的人,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,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。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,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,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。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,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,这就更使纣王怀疑。正因如此,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。郑长者说过:“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、无所表现的。”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,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。孔子认为文王聪明,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。

  【四】

    晋平公问叔向说:“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,匡正天下,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,还是 君主的力量?”叔向回答说:“管仲善于裁剪,宾胥无善于缝纫,隰朋善于镶边,衣服做成了,君主拿起来穿上。这是臣子的力量,君主出了什么力呢?”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。平公说:“大师笑什么?”师旷回答说:“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。大凡做臣子的,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。君主不吃,谁敢强迫他呢?让我打个比方:君主好比土地,臣子好比草木。一定是土地肥好,然后草木才茂盛。这是君主的力量,臣子出了什么力呢?”
  有人说:叔向、师旷的回答,都是片面的说法。匡正天下,多次会合诸侯,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,不独是君主的力量,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。过去宫之奇在虞国,僖负羁在曹国,两位臣子才智之高,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,行动都合于功利,虞、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,是什么呢?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。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,到秦国后秦国称霸,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,到秦国就聪明,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。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,是不对的。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,妇女住所有二百处,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。得到管仲,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;失去管仲,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,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。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,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;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,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。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,狐偃极力劝谏,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。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,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,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,也是不对的。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,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。所以说: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。

  【五】

    齐桓公时,晋国客人到了,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。桓公说了三遍“告诉仲父管仲去”。优人笑着说:“做君主真容易啊!一声仲父,二声仲父的。”桓公说:“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,使用人时就安逸了。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,得到仲父之后,为什么不能容易呢?”
    有人说:桓公回答优人的话,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。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,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?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,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。做俘虏是耻辱的事,做厨师是羞耻的事。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,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。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,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。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,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。设置官职,安排爵禄,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?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。君主虽然是使用人,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,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;事情合于法就实行,不合于法就禁止;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,不符就罚。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,用法度来衡量臣下,这是不可以放弃的,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?
    寻求人才不费力,使用人才不安逸,桓公说“寻求人才费力,使用人才安逸”,这话不对。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。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,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,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,是很明白了。已经得到管仲之后,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?管仲并不是周公旦。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,成王长大后,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,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,而为了尽他的职责。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,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;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,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;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,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。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,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,他的主人死了,又去做桓公的臣子,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,是可得而知的。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,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。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;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,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。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,这就好比有桀、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、武之上,恒公是很危险的。假使管仲德行不好,他将成为田常。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,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。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,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,桓公又很危险了。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,但是他将做汤、武还是做田常,不得而知。如果做汤、武,桓公就有桀、纣的危险;如果做田常,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。已经得到管仲之后,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?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,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,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。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。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、易牙,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。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,已是很明白的了,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,所以说: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。

  【六】

    李克治理中山,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。李克说:“言语动听,听了叫人喜欢,但不符合常理,这种话叫做窕言。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,这种收入叫做窕货。君子不听窕言,不受窕货。你就此免除职务吧。”
    有人说:李克提出的论点说:“言语动听,听了使人喜欢,但不符合常理,这种话叫做窕言。”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,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: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。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,不是指听话的人,必定指听到的话。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。小人不懂得常理,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;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,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。所谓“言语动听,听了叫人喜欢,但不符合常理”,一定是不可靠的话。收入多叫做窕货,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。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,一直等到年终上报,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。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;收入多,是因为庄稼丰收,即使有加倍的收入,又怎么样呢?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,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,没有种早、种迟的失误和天寒、天热的灾祸,收入就多。不用小事妨害要务,不用私欲妨害耕织,男子尽力于农耕,女子致力于纺织,收入就多。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,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,六畜兴旺,五谷善殖,收入就多。善于权衡计算,周密了解地形、舟车和机械的作用,花的力气少,得到的功效大,收入就多。使商市、关口、桥梁便,利于通行,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,客商闻风而至,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,节俭财用,节约衣食,宫室、器具合于实用,不贪图珍贵的玩物,收入就多。收入增多,都是人为的结果。至于自然界的情况,风雨适时,冷暖适宜,土地不增加,却有丰收的年景,收入就多。人的努力,天时的作用,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,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。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,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,是不懂法术的言论。

  【七】

 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,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,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,击鼓奋进,然而战士却不响应。简子扔了鼓槌说:“哎呀!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。”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:“我听说: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,战士没有会疲困的。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,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,打了十二次胜仗,用的是这些民众。献公死了,惠公即位,他荒淫无度,残暴昏乱,喜欢美女,秦人肆意入侵,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,用的也是这些民众。惠公死,文公继承君位,围攻卫国,得到邺地;城濮之战,五次打败楚军,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,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。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,战士没有会疲困的。”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,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,击鼓奋进,战士闻声响应,打了个大胜仗。简子说:“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,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。”
  有人说: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,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,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,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。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。父亲被包围,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,是因为孝子爱父。孝子爱父,百人中才有一个。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,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,都像孝子爱父一样,这是外交官的谎言。好利恶害,是人固有的本性。赏赐多而严守信用,人们就不怕敌人;刑罚重而一定实行,人们就不敢败逃了。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,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;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,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。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,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,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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